在过去几年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其中尤以垄断性部门与竞争性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最为明显。
中央政府要介入经济适用房的开发中去 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如何降低住房成本。这里又遇到到一个问题，就是中部地区又是中国的粮仓。
很多学者研究亚洲崛起，认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都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法宝，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着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从而保持东亚的比较优势。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现在看是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了，论证很多，麦肯锡、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都测算了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而税收也是围绕着支持生产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比较少，所以收取的税也比较低。这次危机使发达地区的经济在往下走，税费来源现在成了问题，发达地区必须要发展服务业来支撑。中国这么一个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国家，一定要保持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土地的收入和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对政府来说是政绩，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何重振发达地区的下一步发展，都要探讨新路子了，这些在工业化架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如何定位，如何独立发展出来服务业，是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经济项目为基准的，所以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都很高。
另外，由于房地产市场没有必要的经济适用房的对冲机制，房价上升很快，使得所有要来这个城市工作者的收入预期要提高，要不然根本住不下来，这就引起了劳工价格的上涨。这次危机已经看到这种土地运营型政府的弊病，只要土地价格一降，很多政府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已难以为继了。中国的战略选择一定是：一方面依然要靠世界工厂来转移劳动力，因此保持比较优势依然是重要的。原来是生产型政府，努力拉项目，后来变成土地运营型政府。
中国城市化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特征，第一阶段是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当时城市主要是发展工业为主导，土地要素都是计划划拨的。中国现仅有15年的贸易顺差，而像美国有90年贸易顺差、英国、德国、日本等都有50年以上的顺差，德国和日本现在依然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只要不是要素扭曲下的贸易顺差，对中国而言越长期越好。
社科院财贸所的裴长洪所长写过专门的文章，中国出口下降快除了因金融危机而导致需求下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新世纪以来在下降。从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看，基本上是沿着海岸线转移，因为海路运输的成本最低，中国先是沿着海岸线，到现在是沿着长江走，所以现在中部承载着从东部转移的产业。一是合理规划，调配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合理发展。保持资产价格，压力就很大，如果政府在这里面不做一定改革，全国都搞三五八一，工资不断长，社保不断长，自我主导的快速城市化，过度福利化，那就很麻烦，现在好在中国资源辽阔，区域性的成本弹性调整还存在。
国际劳动力成本调查也证实中国劳工成本高于印度和墨西哥，但中国有很强的成本调整余地。包括中国的新劳工法，不说标准的高低问题，如果没有调整弹性，企业就要倒闭了，甚至可能就把一个行业杀掉了。城市化对工业有一定压迫，也是好事，能够让它们升级，促进创新，来推动服务业发展，使结构匹配，这是良性的。对于中国如何再次启动城市化，我主要关注两个问题。
从我们最近调研来看，一个企业从沿海转到内地，成本能下降30%-40%。只要推进城市化，政府就不能把收入中的大部分投向生产领域了，就不能各自为政地搞，就得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就得提供社保，而且不能像以前分散地搞经济，而一定要以全国为基准进行规划和建设整体社保体系。
二是政府要降低它的行政成本，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的城市运营机制，以及建立比较合理的福利水平。像深圳、青岛这些发达地区，以他们处级、局级干部退休可拿到的收入看，这是极高的一笔支出。
税收，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0%，所以那个时候，各个地方都三减两免，只要能搞生产就行，很多开发区土地开发都是倒挂的，鼓励产业发展。若工业不行了，服务业也不行了，那就是增长的困境了。原来政府的头头都是招商引资的老总，当时一些政府官员为此饮酒过世的，媒体也都有报道。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日本在二战前就是发达国家了，而四小龙都是小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像台湾地区，他们的工业就是一个吸尘器，不到几年就把农村劳动力问题解决了。不仅仅是瑞典一个国家，发现新大陆后，大量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农业劳动力一下子转移到美洲、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大的土地板块去了，白种人一下子就过去了，为什么后来会形成一个英语系国家，这点是非常清晰的。
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学习香港模式，短期看是对政府的收入有好处，长远看是对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对人才的聚集都是有害无益的。
大家都说卖资源如吸毒，但也不能简单地说这条道路就不好。这样的城市化后果就给制造业带来了一系列的压力。
中国的选择就沿着两条线来进行。而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当大量农民工撤离时，很多地方发现社保基金亏空，才发现当地的社保水平定得太高了，现在很多城市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全国性地架构社保是城市化过程中必须的选择。中国宏观统计口径上税负是那么多，实际上加上微观层面上的收费等，水平可能要高不少。第一，如何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能够保持中国长期的进出口竞争力，在正常贸易条件下，要使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贸易顺差。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模式，肯定是一种混合型模式。
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过程。这个说来话长，新加坡当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李光耀为了让大家能够热爱新加坡，就搞了个非常低价的城市住房供给结构，国家亲自出动，强硬建立住房公积金，从而形成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化模式。
所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讨论集中在东部地区是如何发展未来的服务业，能够更好地集约，能够吸纳新的劳动力。这就是城市化过程中的高福利，它直接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就是给企业强加了种种社会保障的压力，包括强制保险、最低工资和越来越高的税赋。
中央发国债时，直接从地方政府手里购买，以推进经济适用房的开发。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进入专题： 城市化 中部崛起 。
而且，这个成本还独立于任何的制造业、服务业。中国如果有这个资源条件，可能也是作如是选择。现在看上去形势还可以，但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多层次的政府管理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模运营。
整个亚洲的基本约束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多是优势，制造业特征是具有全球的扩张性特征，它不同于传统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型的，只要有制造业竞争优势，多少劳动力都能转移到工业部门，它的市场是全球性的，不是内部的，这一点就决定了亚洲国家都要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日本采用了类似的模式，专门给年轻人建非常低成本的房子，降低城市人口的居住成本。
否则的话，现在由于过度的希望重整内需，用贷款来维持高房价，高要素价格，短期内看有带动效应，但长期看，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是挤占工业利润，第二，由于成本很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就会很慢，在这个时段，任何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与你的劳动力优势有关，若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要素价格抬得过快，会造成两者的弹性很差。这样拉美国家的第一产业(农业、采矿业，采掘业)发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应，他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高度发达的，但他们的制造业则长期停滞，非常弱。
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时候，他们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这个水平和最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一样高。为什么会不断提高税收，这几年财政收入增长那么快，就是这几大成本上升所致。
